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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打撈國際海底沈船文物打撈爭議的解決徑
日期:2015-05-06 10:22 编辑:admin 点击数:
水下打撈國際海底沈船文物打撈爭議的解決徑,国际海底沉船文物打捞争议的解决径
以美國“奧德賽”案的審理爲視角
关键词: 对物诉讼/沉船文物/推定管辖/主权豁免/文物打捞
内容提要: “奥德赛”案对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和应对在美进行的国家及财产豁免诉讼具有借鉴意义。长臂管辖与推定管辖是美国法院行使国际海底打捞对物诉讼管辖权的依据,但由于奥德赛公司打捞的沉船为西班牙军舰,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认为不仅军舰本身,而且军舰所载私人货物也享有豁免。因此,美国法院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国家豁免排除,未进行实体审理即直接驳回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假若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院不但不应支持奥德赛公司的财产权请求,而且对其因擅自打捞行为而主张的打捞费用和报偿也不应支持。
2012 年 2 月 9 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美国第十一巡回法院驳回了奥德赛海洋探险公司的上诉申请,其将从大西洋海底一艘西班牙沉船中打捞的所有财宝在 10 日内交由西班牙保管。[1]此案虽无关中国利益,却在国内引起很大影响。[2]总的说来,该案对中国具有双重意义:其一,中国古代海底沉船数量众多,水下文物丰富,而美国则拥有世界最为领先的海底打捞公司,完全有可能在美国产生与中国有关的跨国海底文物打捞纠纷;而目前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呼声高涨,西班牙在美国胜诉的案例可为我国海外文物追索提供成功借鉴。其二,在美国法院与中国有关的诉讼近年来层出不穷,多涉及我国国家及财产豁免问题,[3]而“奥德赛”案是一起以西班牙沉没军舰及其附属物和载运物为对象的对物诉讼,法院的主要裁判依据正是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该法的适用逻辑对中国应对类似问题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实际上,就“奥德赛”案的审理而言,美国两审法院[4]均只涉及法院管辖权的确定问题,而未涉及任何实体事项的审理。然而,美国法院这种对管辖权事项的程序审理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实体裁判的效果,奥德赛公司仅因程序事项败诉就不得不将其打捞物移交西班牙保管。
一 “奥德赛”案的基本案情
奥德赛公司是世界领先的深海打捞公司。2006 年初,该公司将包括西班牙军舰“梅赛德斯号”在内的 30 艘曾运载大量财宝的沉船列入打捞清单,这些沉船均位于南美通往欧洲的大西洋航线上。2006 年 11 月,奥德赛公司派代表与西班牙文化部官员会谈,试图寻求西班牙同意,拟从对西班牙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沉船上打捞财宝,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2007 年3 月,奥德赛公司在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100 英里的公海1100 米深处发现一艘沉船,并从沉船中打捞出包括 59.4 万枚金银币的财宝。后来,奥德赛公司将这批财宝运回美国。2007 年 9 月,奥德赛公司在其公司总部所在地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市联邦地区法院对其发现的“不知名沉船及其所有附属物和运载之货物”提起对物诉讼,以物为被告,提出两项诉讼请求:其一,请求法院根据发现物法(law of finds)确认对其已经打捞及仍在打捞地点尚未打捞的沉船、沉船附属物以及运载物具有所有权;其二,如果不能确认所有权,则请求法院根据打捞法(law of salvage)支持其获得“合理的打捞报酬”。法院受案后,立即对诉讼对象发布诉前令,并指定奥德赛公司作为临时保管人。[5]可见,奥德赛公司对物诉讼的对象可分为两部分:一为从公海业已打捞出来的包括金银币在内的财宝,奥德赛公司已将其运回美国;二为虽已发现但尚未打捞的包括沉船本身在内的物品,仍位于发现地的公海海底。
得知奥德赛公司提起对物诉讼后,西班牙和秘鲁两个主权国家以及 25 位自称为船载货物所有者继承人的自然人均以第三人身份参与诉讼,请求法院发还相应打捞物品。其中,西班牙的诉讼请求非常清楚:奥德赛公司对物诉讼的对象为该国 1804 年被英国海军击沉的军舰梅赛德斯号,西班牙并未放弃对其沉船的主权。根据美西两国双边条约,西班牙军舰应与美舰享受同等,而根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美国法院对于针对该军舰的对物诉讼不具有管辖权,因此奥德赛公司打捞出的沉船物品应交还西班牙。秘鲁的诉讼请求则比较模糊,声称对从秘鲁出产的金银币具有“有条件的所有权”。其余 25 位自然人则要求继承沉船所载运的财宝。奥德赛公司对西班牙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请求提出两点反驳理由:其一,该公司的对物诉讼对象与西班牙军舰梅赛德斯号无关;其二,即使诉讼对象是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基于若干理由也不适用于该案。[6]
可見,“奧德賽”案所要解決的先決問題是確定美國聯邦法院對物訴訟的管轄權。首先,法院必須確定對于已經從國際海底打撈出來的物品以及仍然存在于國際海底區域的沈船及其它附屬物是否具備對物訴訟的管轄依據。其次,即使美國法院有管轄依據,尚須考察是否存在排除法院管轄權的情形。換言之,法院還須考察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在此對物訴訟案中是否應當適用。如果適用,那麽訴訟對象作爲西班牙軍艦享有國家財産豁免,應免于接受美國聯邦法院的管轄,法院不必對奧德賽公司的對物訴訟請求進行實體審理即應撤銷訴前令,並駁回其訴訟請求;如果不適用,那麽美國聯邦法院對此案就相應具有合格管轄權,判定當事利義務關系的實體審理必不可少。
二 对物诉讼管辖
英美法系國家素有“對物訴訟”之傳統,系船舶擬人化理論在訴訟程序中的體現。其基本含義爲,海事請求權人爲了行使其請求權,可以對船舶提起訴訟,將船舶作爲被告。[7]在“奧德賽”案中,奧德賽公司正是以“不知名沈船及其所有附屬物和運載之貨物”爲被告提起對物訴訟。由于將物擬人化,美國民事訴訟法認爲對物訴訟管轄權也是屬人管轄權的一種。但須注意的事實是,沈船打撈的地點爲國際海底區域,除已打撈並運回美國的物品外,本案的訴訟對象還包括位于國際海底區域的未打撈物。一般來說,海底區域大致分爲三類:一是內水水底或領海海底,屬國家領土一部分,沿海國享有完全的領土主權,對于在此區域內發生的沈船打撈糾紛,沿海國法院當然地享有管轄權;二爲架,即國家領海以外向海洋的自然延伸,沿海國對架也享有部分管轄權;三爲架以外的國際海底區域,被《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定性爲全人類共同繼承的遺産,任何國家均無專屬管轄權。[8]
因此,美国法院对于位于国际海底区域的沉船打捞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虽然诉讼各方均未提出,但不少学者尚存疑问。[9]“奥德赛”案中的两审法院对此问题也并未回避,指出虽然诉讼对象位于国际海底区域,但如不考虑豁免情形的存在,该案可依据国际海事习惯法(jus gentium)进行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和推定对物管辖(constructive jurisdiction in rem)。这也是法院发布诉前令的法律依据所在。
(一)長臂管轄
美國法院對海事案件尤其海事打撈案件的審理有適用國際海事習慣法的傳統,其淵源可追溯至古代。有美國學者認爲,這些國際海事習慣法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在各海洋大國中具有相同的法律原則,即對于海事打撈案件,不論船舶、船員身屬何國,也不論打撈地點位于何地,法院均可管轄;惟其如此,民事或海事訴訟法中鮮有將海事打撈案件列入專屬管轄範疇的情形。[10]基于此種國際海事習慣法,美國聯邦法院對于海事案件的管轄並不限于美國領水範圍,而是可及于“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的海事打撈糾紛,僅受美國民事訴訟法中“不方便法院”原則之。這些規則已被美國法院在“泰坦尼克號”沈船打撈案中確立爲先例。[11]
這種做法其實反映了美國民事訴訟中的所謂“長臂管轄”原則,“即當被告住所不在法院所在的州,但和該州有某種最低聯系,而且所提要求的産生和這種聯系有關時,就該項要求而言,該州對于該被告具有屬人管轄權(雖然他的住所不在該州),可以在州外對被出傳票”。[12]在本案中,雖然作爲被告的沈船及其附屬物和運載物系從國際海底區域打撈,但打撈主體是總部位于佛羅裏達州的美國公司,所以美國法院認爲該案構成行使長臂管轄權所需要的最低聯系。對于這種以國際習慣規則爲由,在國際沈船打撈案件中適用長臂管轄規則的做法,不僅中國學者可能會爲“司法霸權主義心態”,[13]美國學者也曾撰文表示反對:“到目前爲止,僅有少數幾個普通法系國家接受了打撈法或發現物法的概念,因而在海事打撈或發現物法中並不存在什麽普遍的國際海事法。尤其是對于海底文物打撈這種新近出現的情況,並不存在什麽習慣規則可以適用,遑論適用國際習慣法。換言之,海底文物打撈案件所適用的規則是極其獨特的。”[14]
笔者认为,以长臂管辖作为国际海事打捞案件的管辖权依据虽不乏有效法律实践,但毕竟仅为美国的独特做法,将其在海事打捞争议中上升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法律原则的高度,未免有些夸大。反观中国,《民事诉讼法》第 241 条了所谓特别地域管辖规则,明确当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在中国境内时我国法院可实施管辖。但问题在于,“奥德赛”案中的诉讼对象虽有一部分已运至美国境内,但还有相当部分未打捞上岸,仍位于国际海底。对于这类财产,中国的涉外管辖权规则就难以找到管辖权依据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涉外民商事管辖权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克制,具有内敛性,而美国法院的民商事管辖权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主义趋势。
(二)推定對物管轄
與中國特別地域管轄規則要求標的物位于中國境內類似,美國雖然對海事案件實施長臂管轄,但對物訴訟管轄卻要求訴訟對象位于美國法院的地域管轄範圍內。相關判例法表明,“只有法院對所涉財産可以實施排他性的控制時,才擁有對財産的對世所有權歸屬作出裁判的”。[15]因此,當事人提起對物訴訟後,法院應首先對訴訟對象簽發令,以訴訟對象置于法院的控制之下。惟其如此,接下來進行的對物訴訟程序方有意義。否則,作爲被告的物處于流動狀態,對物訴訟的目標將無法實現。換言之,在對物訴訟中下達訴前令乃是必經程序。[16]
從現行美國海事對物訴訟的實踐來看,訴訟對象不外乎船舶及其裝載貨物兩種情形。這兩種情形的對物訴訟對象要麽實際位于法院的管轄範圍內,要麽推定位于法院的管轄範圍內。[17]實際位于法院管轄範圍的情形較易判斷,推定管轄的情形則是美國最高法院在國內水域沈船打撈糾紛中創造的概念,意即只要打撈者將打撈物的一部分運至法院管轄範圍內,則可推定打撈對象作爲整體均處于法院管轄範圍之內。[18]美國第四巡回法院在泰坦尼克號打撈案中將推定管轄的概念引入國際打撈沈船糾紛,在其判決中寫道:“在將推定管轄原則應用于國際水域的沈船打撈時顯然會更加複雜。對物訴訟有賴于國家對某項財産的管轄主權,但當財産位于領土以外時,國家的這種基于領土主權的管轄就不存在了。無論是對人還是對財産,均無法實施專屬的、排他性的管轄權。換言之,此時國家對位于國外的人和財産的管轄權受到了。因此,如果要對財産實施對物訴訟的管轄權,那麽將此財産帶入國家領土範圍內就是必要的。”[19]顯然,一艘像泰坦尼克這樣的沈沒巨輪,完全將其打撈出水並運至美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打撈者對于打撈剩余物的卻不能被司法置之不理。在此種情形下,將部分打撈物運至美國領土,借此建立與剩余打撈物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並將之作爲共同的對物訴訟對象,就爲美國法院所承認。因此,仍是在泰坦尼克號打撈案中,美國第四巡回法院就認爲在國際水域發現的沈船可被“推定”認爲處于美國法院的管轄範圍之內,雖然美國法院對此沈船的管轄權僅爲一種與其他遵守國際法的國家“分享的主權”。[20]循此思,奧德賽公司將沈船部分組件運至美國領土這一事實即意味著沈船整體處于美國法院的推定管轄之下。惟其如此,坦帕聯邦地區法院不僅對已打撈並送至美國的物品簽發令,而且此令的效力還及于尚未打撈出水、仍位于國際海底區域的梅賽德斯號及其附屬物品;一旦這些海底物品被打撈進入美國,美國法院將直接予以。
可見,美國民事訴訟制度采取推定管轄的做法,將訴訟對象視爲整體,只要其有部分置于美國國家領土範圍內,作爲訴訟對象的整體即置于法院的管轄範圍內。這種做法固然可以有效地解決由于同一訴訟對象的不同部分置于不同地理區域而導致的管轄權問題,有利于對訴訟對象做出統一的司法判決,擴大了內國法院的管轄權,但問題在于,現實生活中打撈物有可能分處于不同國家,如果法院均依此推定管轄,那麽國際間管轄權沖突的情形將更爲嚴重,不同國家法院對同一訴訟標的做出不同判決的情況也將加劇,更易滋生當事人挑選法院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法院通過推定管轄擺脫屬地管轄的空間,擴張其國內管轄權,與其強勢的經濟和影響不無關系。因爲美國作爲經濟強勢國家,其判決在多數情形下可以直接執行,而其他國家即使勉使管轄權,其判決亦有可能淪爲司法白條,無法實現裁判利益。但無論如何,過于單邊的國際管轄權制度都可能會對國際合作産生一定阻礙。如何在國際合作與國家利益之間進行取舍和平衡,恐怕也是未來涉外管轄權制度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对法院管辖权的排除
雖然初步來看,在“奧德賽”案中行使對物訴訟的屬人管轄權在美國法上並不缺乏法律依據,但聯邦法院管轄權的最終確立還須考慮合格管轄權被排除的例外情形。司法實踐中,外交與豁免和國家及其財産豁免通常是排除法院合格管轄權的兩個主要因素。“奧德賽”案的訴訟參與人中沒有享有外交與豁免的外交人員,因此是否存在國家主權豁免的情形是須關注的主要方向。一般來說,國家主權豁免的主體僅限于主權國家及其財産或行爲。因而,裁判的核心問題在于奧德賽公司所提出的對物訴訟中的物是否符合國家財産豁免的條件。
(一)梅賽德斯號軍艦及其附屬物的財産豁免
辨明“奧德賽”案中沈船的身份至關重要。在沈船爲西班牙船舶或軍艦時,西班牙就具備了主張國家財産豁免的初步條件。[21]庭審中,雖然奧德賽公司並不承認其訴訟對象爲西班牙軍艦梅賽德斯號及其運載物品,但兩審均從曆史、地理等方面詳加考證,並從奧德賽公司調取部分沈船部件、附屬物以及運載物予以查驗,充分證明了奧德賽公司的對物訴訟對象就是梅賽德斯號。[22]這一事實認定是該案的裁判前提,主要涉及美國民事訴訟的庭審聽證程序與證明標准問題,因並非本文討論重點,在此不予贅述。
就法律问题而言,双方当事人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及其财产豁免规则的具体适用。在美国制定《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前,美国法院通常依据美国国务院签发的决定外国主权豁免事项。在 1952 年的泰特中,美国国务院改变了原有的绝对豁免立场,采用了豁免理论,主张只有涉及国家行使主权、且严格意义上不具有商业性的行为才具有主权豁免资格。[23]由于豁免理论的采用难免使得关于国家豁免的决定渗入因素,且缺乏统一标准,因此为避免美国国务院个案的外交压力,美国于1976 年通过《外国主权豁免法》,明确了国家主权豁免的适用标准,将是否符合国家主权豁免条件的判断权赋予法院。此后,在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美国国务院虽仍可发出行政,但不再具备法律效力,《外国主权豁免法》成为美国法院对外国国家行使管辖权时惟一考虑的法律依据。[24]《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1609 条,除非美国参加的国际协定另有,否则位于美国境内的外国财产所享有的豁免只受该法第 1610 条和第 1611 条的。换言之,除非出现第 1610 条和第 1611 条所的例外情形,否则外国国家及其财产在美国享有免于接受美国联邦法院管辖、以及执行的。
因而,奥德赛公司必须举证梅赛德斯号军舰要么存在美国已经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的豁免例外情形,要么存在第 1610 条和第 1611 条所的例外情形,否则梅赛德斯号将享有免于接受联邦法院对物诉讼管辖的,奥德赛公司的诉讼请求也将被直接驳回。从案件情况来看,奥德赛公司并未针对第 1610 条与第 1611 条的全部例外情形举证抗辩,而是集中于两个方面:
1.梅賽德斯號位于美國境外
《外國主權豁免法》明確要求主張豁免的外國國家財産必須位于美國境內,而作爲訴訟對象的沈船及其附屬物並未打撈完畢,其實際地理仍位于美國領土以外的國際海底區域,故而奧德賽公司認爲沈船享受國家財産豁免沒有法律依據。對此,兩審法院均認爲這一抗辯違反形式邏輯和反言原則。
首先,奧德賽公司將整艘沈船及其附屬物作爲訴訟對象訴至聯邦法院,意味著其已默認美國法院對于沈船整體的推定管轄權,但在審查是否享有豁免時卻又將訴訟對象分割爲境內和境外兩部分,明顯有違反反言之嫌。其次,水下打撈前文已述,無論訴訟對象實際位于美國境內時的實際對物訴訟管轄還是部分位于美國境內時的推定對物訴訟管轄,都已爲美國判例法所承認。最後,將訴訟對象分割的作法將造成不合理的後果。由于奧德賽公司將一部分沈船附屬物打撈並運至美國,依照奧德賽公司的抗辯,該部分訴訟對象滿足位于美國境內的條件,可以適用《外國主權豁免法》,美國法院無管轄權;而仍未打撈的部分位于國際海底區域,不滿足國家財産豁免的條件,美國法院不具有管轄權。這將造成美國法院對同一被告的一部分具有管轄權而另一部分不具有管轄權的局面,也完全和奧德賽公司的訴訟請求相。[25]因此,奧德賽公司的這一抗辯未能獲院支持。筆者也認爲,既然美國法院以推定管轄解決了對物訴訟被告分割的狀況,將被告置于統一的管轄權之下,那麽在國家財産豁免中自然也沒有理由對其分割適用法律規則。
2.梅賽德斯號從事商業活動
《外国主权豁免法》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最重要的一项例外是所谓商业活动例外。根据该法第 1610 条,外国就其商业活动不享有管辖豁免,且可外国财产以执行与外国商业活动有关的判决。而对于商业活动的定义,学理上存在“行为目的说”与“行为性质说”这两种分野。目的说认为考察外国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的关键在于外国国家的行为是否是出于履行其职能的目的;如果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对外职能而非商业盈利,那么该行为就不具有商业性,而属于主权行为,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性质说则只关注国家行为的性质,而不论其目的为何;如果国家行为采取商业手段(例如采购粮食用于国内救灾),则构成商业活动,不享有国家主权豁免。显然,性质说相比目的说更为严苛,其豁免范围也要狭窄得多。[26]
美国是鲜明行为说的国家,其《外国主权豁免法》第 1603 条,一项活动是否是商业活动,应当根据行为性质而不是依据其目的加以确定。美国最高法院则在判例法中进一步明确道:“由于立法一项活动是否是商业活动应当根据行为性质而不是依据其目的加以确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外国的行为是出于盈利目的还是出于单纯履行职能的目的,而在于其行为是否属于私人主体从事贸易或商业的活动。”[27]
奥德赛公司举出了梅赛德斯号从事商业活动的几个,尤其是该军舰承载货物和金银币以赚取运费的行为构成商业活动。据史料记载,梅赛德斯号承载的货物 75% 为私人主体所有,西班牙收取其货物价值 1%的金额作为运费,而且此军舰还为西班牙海事邮政公司进行商业运输。但法院认为上述事实并不足以证明梅赛德斯号像普通的私人主体那样从事市场活动,因为它还装载了大量西班牙所有的钱币和货物,其船员均为西班牙海军官员与士兵,并且是作为西班牙的战舰在西班牙战船编队中被英国海军所击沉。即便梅赛德斯号运输私人货物,也并不必然表明其行为具有商业性质,因为据西班牙海军历史学家考证,西班牙的财产和安全运输是西班牙海军的一项重要军事职能。尤其是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从西班牙到美洲的航经常经过敌对国家军舰巡航的区域,西班牙军舰的这一职能就显得更为重要。[28]因此,装载私人货物应视为西班牙对本国商人的,运输只能视为一种附带行为。
從奧德賽案的上述裁判邏輯來看,美國法院雖然重視對軍艦行爲性質的分析,但行爲的性質與行爲的目的有時難以截然分開。梅賽德斯號軍艦的活動之所以被定性爲非商業性活動,正是從其爲商人貨物提供的功能角度來進行考察,而功能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目的的代名詞。有鑒于此,在絕對豁免主義越來越不合時宜的情況下,倘若我國要改變絕對豁免主義立場而采取豁免主張的話,不妨考慮采取混合主義的作法,即在判定商業行爲時既考慮行爲的性質,也考慮行爲的目的。
(二)船載貨物的財産豁免
奥德赛公司、秘鲁以及 25 位自然人均认为即使梅赛德斯号享有国家财产豁免,但由于船载货物大部分属于私人财产,因此从沉船中打捞出来的包括金银币在内的船载货物也不应享有国家财产豁免。在“奥德赛”案之前,美国尚未有任何判例直接涉及这一问题,所以在此方面也并无先例可以援引,法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首先,根据美国与西班牙所签订的双边条约,船载货物应作为沉船的一部分给予同等对待。1902 年《美西全面友好关系条约》第 10 条明确,如发生沉船事件,无论船舶属国家还是个人所有,两国均应彼此给予对方船舶相同的协助、以及豁免的。据此,西班牙沉没军舰在美国法院应享有与美舰同样的与豁免。美国《沉没军舰法》第 1401条也,除放弃外,美国对沉没军舰所具有的所有与利益受法律。该法第 1408 条进一步明确了沉没军舰的含义,即不仅包括军舰本身,还包括军舰的任意部分及其附属物品,附属物品则又被定义为包括设备、所载货物以及其残骸中包括旅客与船员的个人物品在内的任何物品。因而,根据《美西全面友好关系条约》,《沉没军舰法》所给予美舰的豁免,梅赛德斯号及其所载货物亦完全享有。
其次,給予船載貨物與軍艦相同的豁免可避免美國的外交利益受到潛在。一方面,在涉及外國及其財産豁免案件時,美國國務院一般會發出聲明,闡述美國的外交立場和外交政策,並作出行政。這些雖對法院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作爲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解釋性說明,會不可避免地對法院的判斷産生影響。在奧德賽案中,美國國務院即認爲:“通過支持西班牙的立場,美國努力確認,美國沈沒軍艦也應免于任何未經美國授權的打撈和探險活動,並免于接受外國法院的司法管轄。”[29]另一方面,美國法院在審理國家主權豁免案時,也會主動考慮國家的外交利益。例如,在“菲律賓國訴皮門特”案中,[30]美國最高法院就曾地方法院駁回菲律賓主張財産豁免的判決,認爲“對國家財産豁免主張的駁回必須考慮對潛在國家利益的損害”。[31]通過援引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奧德賽案的上訴法院也認爲:“倘將所載貨物與軍艦分割適用《外國主權豁免法》,西班牙的潛在利益也會遭受損害,這將對美艦的對外利益造成。所以,西班牙軍艦梅賽德斯號與其所載貨物在國家財産豁免問題上彼此交叉,互相聯系,不能分割,軍艦享有國家財産豁免,則其所載貨物也應享有豁免。”[32]
從“奧德賽”案中美國法院對船載貨物豁免的裁決理由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雖一貫嚴格司法的態度,但法院作爲的一部分,不可能國家對外政策目標的實現,也不可能罔顧美國的外交利益,或多或少會受到國際關系或國際的影響。實踐中,一般來說,與美國外交關系親密的國家在美法院涉訴容易獲得有利判決,而與美國外交關系較爲緊張的國家在裁判中遇到麻煩的可能性則要大些。從這個角度來說,奧德賽公司副總裁梅琳達麥康奈爾的抱怨雖有誇大,但卻並非空穴來風:“判決完全被所左右,甚至于法律之上。”[33]
四 案件可能涉及的主要实体问题
由于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享有国家财产豁免,美国法院对奥德赛公司提出的对物诉讼管辖权被排除,所以撤销了先前发布的诉前令,并撤销了奥德赛公司的管理人资格。由于西班牙对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具有最为明显的历史、文化和考古方面的利益,因此法院指定西班牙作为本案诉讼对象的管理人,奥德赛公司不得不将已经打捞出的所有物品包括金银币交由西班牙管理。为此,美国法院反复强调,法院并未对梅赛德斯号及其附属物和运载物的所有权归属做出裁判,也无做出裁判的管辖权;法院只是责令奥德赛公司将诉讼对象交由西班牙管理,而非所有权发生转移。[34]换言之,“奥德赛”案完全没有涉及所有权归属的实体性事项,包括金银币在内的所有打捞物交由西班牙保管完全是诉讼程序命令的结果。然而,实践中毕竟并非所有沉船都是军舰,很多国际海底文物打捞纠纷也就不存在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权豁免问题,实体争议的审理不可避免。在目前国际上缺乏有关国际海底文物打捞争议解决的统一实体法的情形下,面对奥德赛公司、西班牙、秘鲁以及 25 位自然人对海底财宝所有权的复杂争议,美国法院虽然通过程序问题的裁决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实题仍未解决。本文受篇幅所限,无法对“奥德赛”案可能涉及的所有实体法律问题加以评判,但与上述程序问题相关的两个实体问题仍有必要加以说明。
(一)發現物法與打撈法的適用
奥德赛公司对所打捞文物的诉讼请求模棱两可:法院要么确认其所有权,要么支持其追索打捞报酬和相关费用。这两个诉请的标的额其实差距巨大,如果法院确认其所有权,姑且不论尚未打捞出的物品,仅以已经打捞出的文物而言,价值即高达数亿美元;而若法院适用打捞法判决西班牙支付其打捞报偿,那么奥德赛公司的诉请标的不过 200 多万美元。
實際上,這與美國法院在處理沈船打撈案件時可能適用的法律依據並不確定密切相關。在前述泰坦尼克號打撈案中,第四巡回法院對于打撈案件確立了兩個法律依據,一是發現物法,二是打撈法,二者的適用相互。根據打撈法,當事人可以向被打撈財産的占有人或所有人要求支付打撈費用以及救助報酬,但不能主張財産所有;而根據發現物法,當事人則只能請求法院確認其發現物的所有權,而不能向第三方要求支付報酬和費用。[35]因此,適用發現物法的前提是被發現之財産已被前物主所抛棄;如果財産的所有權仍然是確定的,那麽當事人只能依據打撈法請求報償。在打撈物是否爲抛棄物這一點不明確的狀態下,奧德賽公司對于究竟是關于發現物確權的訴訟請求還是關于追索打撈報償的訴訟請求能夠得到法院支持無法預見,這是其提出模糊訴請的根本原因所在。
发现物法侧重于实现法律关系的稳定,结束财产所有权的不确定状态。实际上,普通法中“law of finds”的概念起初并非用于对遗失物的确权,而是用于对无主自然物(如海洋里的鱼或植物)赋予发现者财产所有权,后来才扩展至将抛弃物视为一种初始自然状态。因此,发现物必须是抛弃物,即在发现者发现之前已无任何主体对其享有任何财产。[36]目前来看,在沉船打捞案件中如何确定当事人对船和货有抛弃的意思存在很大争议。美国判例通常认为,船长或船员决定“弃船”或“弃货”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船主放弃船货的充足,法院在判断究竟应适用何种法律依据时还应考虑更多事实因素。[37]仅就作为文物的古代沉船而言,法院通常并不倾向于将其认定为无主物。这是因为,美国的司法判例要求“抛弃”本身必须要有“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而对于古代沉船来说,这种几乎不可能获得。再者,对于像“奥德赛”案中这样的沉船,其法律上的继承者并非湮没无闻,无论军舰还是船载货物,均有人对其声称继承权,在沉船具体细节已不可考的情形下,法院若将其认定为无主物也会显得比较牵强。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法院进行实体审理,奥德赛公司对诉讼对象的确权请求也很难得到支持。
由于發現物法在“奧德賽”案中幾乎沒有適用空間,因此法院如果進行實體審理,將不得不考慮打撈法的適用。一般來說,打撈法的價值取向主要在于鼓勵潛在打撈者對處于危難狀態下的人或財産主動進行有效救助。即使打撈前並未取得被救助方的同意,打撈者的費用和報償也應由被打撈財産的所有人支付,或者從拍賣打撈物品所得的價金中支出。如果沒有可獲得報償的預期,打撈者就可能不會從事高危救助行爲。[38]當然,打撈費用與報償不得高于被打撈物本身的價值。[39]就打撈法的適用而言,美國判例確立了三個要件:其一,存在嚴重的海事危難情勢;其二,打撈人自願打撈救助;其三,打撈成功。[40]後兩個要件容易判斷,而對于何謂嚴重的海事危難情勢,理論界則存在分歧。不過美國判例普遍認爲,船舶沈沒或丟失足以達到海事危難所需的嚴重程度。[41]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不存在管轄豁免的情形,那麽盡管打撈未取得西班牙的許可,根據打撈法向西班牙尋求報償也是奧德賽公司向美國法院尋求司法救濟的可能途徑。但筆者認爲,這種觀點實質上是將作爲文物的沈船與普通的船舶沈沒混爲一談:普通船舶沈沒構成嚴重的危難情勢固然沒有爭議,打撈者的打撈行爲也可以視爲海難救助行爲,但作爲文物的古代沈船,因與其所處共存較爲久遠的年代,已經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考古價值。在此情形下,打撈者擅自將其打撈可能會其考古和文化價值,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私自盜掘古墓文物的行爲,不應受到打撈報償的鼓勵。
(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國際海底文物有關的界定
国际法明确涉及国际海底文物沉船打捞的并不多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149 条和第 303 条的在此方面具有代表性。《公约》第 149 条:“在国际海底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或处置,但应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理论界对该条的含义争论颇多。有学者认为这一暗示《公约》否定了私人主体对国家海底文物进行所有权主张的,因为既然国际海底文物须为全人类利益保存或处置,那么个人对其也就没有主张财产的空间。[42]但这种观点似乎又与《公约》第 303 条第 2 款存在冲突,该款“本条任何不影响可辨认的物主、打捞法或其他海事法规则”,从而明确将《公约》的与个人对国际海底文物的权属争议作出切割。从这个角度上说,个人对国际海底文物的主张似乎也并不必然与全人类利益的保存或处置相。
但实践情形似乎又并不尽然如此,至少《公约》第 149 条的对“奥德赛”案的最终裁判结果影响明显。“奥德赛”案虽未进行实体审理,美国法院在判决中也未明确提及第 149条的,但法院在裁定撤销令、将打捞物移交西班牙保管时,阐述的理由为西班牙对打捞物有“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几乎与《公约》第 149 条措辞完全一致。所以,美国法院将梅赛德斯号沉船及其装载物品的所处的“国际性”进行了着重考虑。实际上,对于一般意义的沉船打捞案件法院完全不必顾及所谓“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只有位于国际海底的文物才在国际法上具有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或处置的地位,缔约国国内法院为履行本国的《公约》义务也才需要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在历史和考古上的优先。
在學理上,爲有別于法系的物權概念,美國學者通常將文物稱爲文化財産,但對于文物或文化財産的定義,美國國內法和《公約》均未作出明確界定,理論界的爭議也相當激烈。[43]從目前的理論探討來看,文化財産的概念主要存在文化財産國際主義和文化財産國家主義這兩種分野。
文化財産國際主義的觀點認爲新發現的文化財産應爲全人類的利益服務,甚至有極端的文化財産國際主義者主張文化財産應作爲一種新的國際文化遺産,由國際機構代表全人類進行管理,從而排除來源國以及任何個人對文化財産的所有權獨占。換言之,國際海底的文化財産既不屬于個人所有,也不屬于包括來源國在內的任何主權國家所有,而是屬于全人類共有。[44]這種觀點基本上不考慮文化財産與特定的人和國家的聯系,忽視了像中國、西班牙這樣的文化財産來源大國的利益,在實踐中難免遭到抵制。
文化財産國家主義則主張新發現的文化財産只對特定的民族和國家具有意義,將文化財産視爲維系來源國文化遺産和身份認同的特定國家文化象征,因而應歸來源國所有。[45]根據這種觀點,梅賽德斯號軍艦及其所載貨物的原所屬國爲西班牙,意味著其後來成爲文化財産後的來源國也爲西班牙,從而西班牙應對沈船具有所有權。然而船載貨物中的大部分金銀幣事實上卻來源于秘魯,循此思應歸秘魯所有。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法院將金銀幣也完全裁定給西班牙保管有失公平。
《公约》第 149 条的似乎是文化财产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折衷的产物。其前半句“在国际海底区域内发现的一切考古和历史文物,应为全人类的利益予以保存或处置”,公司新闻,是文化财产国际主义的观点,后半句则声称“但应特别顾及来源国,或文化上的发源国,或历史和考古上的来源国的优先”,却又带有鲜明的文化财产国家主义的色彩。但总的来看,无论文化财产的国际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均不涉及个人对于文化财产的所有权,而将其留给国内法加以调整。问题在于,国内实体法的适用有其地域性,一般限于本国领土范围内,而对位于国际海底的文物则显得鞭长莫及。在这个意义上,“奥德赛”案的裁判结果一方面排除了私人主体对国际海底文物的主张,另一方面又顾及到西班牙作为文物来源国的优先,似乎也暗合《公约》第 149 条的。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海底文物财产权的确定无法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加以确定,因为双边条约的适用范围也仅及于缔约两国范围内,而无法对国际海底区域的文化财产权进行调整。
因此,在當前相關國際合作機制較爲缺乏的情況下,國際海底區域的沈船文物糾紛有可能成爲跨國文物追索案的重災區。一旦在國際海底區域發現新的沈船文物,多方利益主體均可能對其主張文化財産的所有權。面對複雜的沈船文物利益糾葛,我國作爲海底文物被盜撈的大國,一方面,對于明確歸中國國家所有的文物被他人在外國法院非法請求確權的訴訟,應積極主張國家及財産豁免,駁斥其訴訟請求;另一方面,對于來源于我國但其原所有權人已不可考的國際海底文物,則應主動在本國或外國法院提起訴訟,追索已被盜撈的海底文物。在這方面,《公約》關于對國際海底文物“特別顧及來源國,或文化上的發源國,或曆史和考古上的來源國的優先”的可以作爲我國追索國際海底文物的有利依據,我國應當在國際法實踐中積極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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